好像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迫使他回答姑娘的问题：“是的，确实如此，小姐。我们家有个传说，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传下来的，说我们的祖籍是法国人，要求长子将一枚金质奖章代代相传，而且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奖章这件事。”

“但是，按您的意见，这个传说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母亲告诉我，金奖章可以使我们分得一笔财产。不过，她是笑着说这些话的，她把我送来法国，主要是出于好奇。”

“请出示您的奖章，阿奇博尔德·韦伯斯特。”

美国人从背心口袋里取出金奖章。它和多罗泰拥有的奖章一模一样。同样的字，同样的大小，同样暗淡的颜色。多罗泰让德拉吕先生过目，把它还给美国人，然后继续问话。

“二号……英国人，是不是？”

“乔治·埃灵顿，从伦敦来。”

“讲一讲您知道的情况，从伦敦来的乔治·埃灵顿。”

英国人甩了一下烟斗，清掉里面的烟末子，同样以流利的法语回答说：“我所知道的也就如此。本人一出生就是孤儿，三天前从监护人，也就是我的叔叔手中得到一枚奖章。他告诉我，依照我父亲的遗言，事关一笔财产，按他的说法，这件事并不太实在，不过我得照着办就是了。”

“伦敦的乔治·埃灵顿，您照办是对的。请出示您的奖章。好，您的手续完备无误……三号，您好像是俄国人吗？”

头戴士兵帽的人听得懂法语，但是不会说。他咧开嘴笑笑，递上一张污迹斑斑的纸，纸上写着下面这几个字：库罗别列夫。法兰西战争。萨洛尼卡。跟随弗兰格尔作战。

“奖章呢？”多罗泰问道。“很好，我的朋友。通过了。四号，意大利先生的奖章？”

“马可·达里奥，来自热那亚。”他边说边展示他的金奖章。“有一天我和父亲在香槟地区并肩作战，这是我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他从来没有和我提起过。”

“那您就来这里了，可是……”

“我本来不打算来的。后来，我去香槟地区为父亲扫墓，谁知鬼使神差，坐上了来瓦纳的火车……”

“不错。”她说，“和其他人一样，您听从我们共同的祖先的指示做了。是哪一位祖先？为什么他发出这个指示？在座的德拉吕先生将向我们解释这些问题〈吧，德拉吕先生，全部符合规定。所有的人都知道口令，现在，我们有权要求您给我们作出解释。”

“解释什么？”公证人问道，那么多令人吃惊的事情闹得他晕头转向，至此仍没有清醒过来。“我也不太清楚……”

“怎么！您不知道！”她大声说道……“您带着皮包干什么？……您为什么从南特赶来拉罗什佩里亚克？来吧，把它打开，您的羊皮公文包，里面肯定放着文件，您给我们读一读这些文件。”

“您真的相信吗？……”

“我当然相信！我们五个人，这几位先生和我，来这里办妥了应该办的手续，向您表明了我们的身分。现在该您完成您的任务了。我们洗耳恭听。”

姑娘的活泼表现在身边营造出一种诚挚的气氛，连公证人德拉吕先生也深受感染。总而言之，事情已经摆清楚∶娘在看上去错综复杂的乱树丛里已经开辟出一条道路，他只需跨前一步，放心地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行了。

“不错……”他说，“不错……，没别的事了……我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你们……通统告诉你们……请原谅……这件事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他定了定神，摆出一个公证人有的派头。地面凹凸不平，有一处地方特别高，形成一个自然的套，在场的人为他准备了一个荣誉席。他坐下来。

其他人围成一个圈圈。按照多罗泰的提示，神气活现地打开皮包。这是一个习惯于受人注目，让人侧耳细听他说话的人，不等别人开口便开始了早已准备好的演讲。按照估计和逻辑的推断，是不会有人出席这次预定的约会的。

但是，他作了以防万一的准备。

“我的开场白很简短，”他说道，“我想尽快谈一谈这次聚会的缘由。

“十四年前，我在南特买下公证人事务所，开张的那一天，我的前任在交待了好几桩比较复杂的案子以后，突然大叫起来：嗨！我差点儿忘了……呵！当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说，亲爱的同行，这是事务所里最陈旧的一份材料。一份很单薄的材料，因为只是一封信而已，正如您见到的这样，一封盖了封印的普通信件，上面有一段按语，我马上读给您听：

本信件交由公证人巴比埃先生及其继承人妥善避，并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十二日中午，在拉罗什佩里亚克城堡的挂钟前开启，向所有持本人监制的金质奖章的人宣读。

“就这些话，没有别的解释，把事务所出让给我前任的人没有作别的解释。他至多还告诉我说，根据他对佩里亚克教区的各类卷宗的调查研究，公证人巴比埃先生（伊波利特让）生活在十八世纪初。他的事务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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