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7月）

贾大山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他逝世以后，在他的故乡正定，在他曾默默耕耘了20多个年龄确当代文坛，引起了不小震动。昔日的同事、朋友和所有认识他、懂得他的仁慈的人们，无不在深切地悼念他，很多文学界的老朋友和他故乡的至交，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一篇篇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一个固然著名但并不算高产的作家，在身后能引起不同阶层人士如此强烈的反响，在文坛、在社会上能够得到如此丰富的纪念文字，可见贾大山的人格和小说艺术具有何等的魅力。

1982年早春，我请求离开中直机关到基层锤炼，被组织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固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取经》已摘取了新时代全国优良短篇小说奖的桂冠，正是一颗在中国文坛冉冉升起的新星。以前我曾读过几篇大山的小说，经常被他那滑稽风趣的语言、富有哲理的辨析、真实精巧的描写和精巧奇特的构思所折服。到正定工作后，更是经常听到人们关于大山的性格、性格、学识、为人的议论，不由地让人生发出一种钦敬之情。特别是我们由初次相识到相熟相知以后，他那超常的记忆、广博的知识、风趣的谈吐、机敏的反响，还有那光明磊落、襟怀坦荡、诚挚热情、仁慈正直的品德，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进的印象。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访问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冷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职员陪伴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相互问候之后，便开端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所不及，无话不谈。固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有说不完的话题，表不尽的情义。临别时，他还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我劝他留步，他像没闻声似的。就这样边走边说，竟一直把我送到了机关门口。

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来往更加频繁了，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经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越日凌晨两三点钟了。每遇这种情况，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经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静静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1982年冬，在众人举荐和县领导重复发动劝告下，大山不太甘心肠挑起了文化局长的重任。固然他的淡泊名利是出了名的，可当起领导来却不含混。上任伊始，他就下基层、访群众、查问题、定制度，几个月下来，便把本来比较混乱的文化系统整治得井井有条。在任期间，大山为正定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古文物的研究、掩护、维修、发掘、抢救，竭尽了自己的全力。常山影剧院、新华书店、电影院等文化设施的兴建和修复，隆兴寺大哀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钟楼、临济寺澄灵塔、广惠寺华塔、县文庙大成殿的修复，无不浸透着他辛苦奔走的汗水。

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奥眼力和奇特视角。他率真仁慈、恩怨分明、才干横溢、析理透彻。对人们反响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通情达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懂得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从政与为人的顾问和榜样。

大山是一位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国民的命运割裂开。在我们党的政策涌现某些失误和偏差，国家和国民碰到艰苦和灾难的时候；在党内**现象繁殖蔓延、产生局部骚乱的时候，他的忧国忧民情绪就表现得更为强烈和奇特。他利用与基层大众水乳融合的关系，充分调动各种历史和文化知识，以滑稽风趣的语调，进情进理的分析，乐观豁达的情绪，往劝告人们、影响人们，主动地做一些劝导和化解抵触的工作。同时，他更没忘记一名作家的知己和责任，用小说这种文学情势，尽情地歌颂真、善、美，无情地揭露和鞭笞假、恶、丑，让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往感悟人生，加强是非分明、善恶、妍媸的能力，更让人们看到光明和盼看，对生活布满信心，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布满信心。

我在正定期间，不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得到大山很多的支撑和赞助，我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义。记得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往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别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依依别情，难以言状。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往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寂寞，不喜热烈，未有及时回应。以后我也因工作较忙，很少给他写信了，只是偶然通个电话，送上衷心的问候和祝贺。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盼看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处所来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固然接触接洽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谊并未随岁月流逝而淡薄，他常向与我接洽较多的同道探听，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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