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出所把咱们放了，要是碰上讲原则的警察，管你是什么将军，先扣了再说，再通知上级单位往领人，咱们的笑话可就闹大了。你是不在乎，几十年来没少惹事，处分比立功还多。可我好歹是个政委，成天给别人做思想工作，这回可好，在公共场合聚众斗殴，扰乱社会治安，被公安机关扣留，这面子可栽不起。”

“你看，你看，老鸦落在猪身上，谁也别嫌谁黑，你觉悟高，挨打就不要还手。”

赵刚有些不好意思：“倒也是，挨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大家本是闲谈，谁料这些话却使田墨轩犯了老弊病，老先生又钻起牛角尖来：“赵李二人在公共场合打架斗殴的问题，看似是件小事，却反响出一个深进问题。试想，假如他们的身份不是将军而是百姓，按《治安治理条例》规定，如此在公共场合大打出手，即便有理也属违法行动，理应受到惩处，这再正常不过了。不正常的倒是当违法者亮出自己的身份时，却得到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惊恐不已，连声向违法者道歉，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这阐明了我们国家国民法制观念的淡薄。”

李云龙不认为然地说：“嗨，小事一桩，哪儿有那么严重？”

赵刚却收敛了笑脸严正起来：“田先生，您接着说。”

“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法制健全，假如法律丧失了公平，成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斯比尔吗？”

“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他就是个例子。这人很激进，认为自己最革命，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直接成果是任何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也包含他自己。当法律成了空缺便只有两种结局：或涌现**独裁；或涌现暴民政治。最后罗伯斯比尔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他实际上是逝世在了自己手里。在一个没有公平法律保障的社会里，恐怕不会有赢家。”

赵刚打了一个冷战，沉默了。

李云龙听得不进耳，争辩道：“我们国家的法律是健全的。”

“而你就违了法而轻易逃脱了处分。要是你的军衔不是少将而是大将呢？是不是更可以得到宽容？”田墨轩打断他的话。

李云龙想了想，感到这个问题有些复杂，最好是先别说话。

沈丹虹脸色黯然地劝道：“墨轩，今天不是家宴吗？干吗要谈政治呢？谈点儿别的好吗？”

冯楠也在轻轻地斥责赵刚：“看你，惹得老人家不兴奋。”

赵刚端起羽觞道：“田先生，恕晚辈不敬，使先生不兴奋了，来，请干了这杯……”他一饮而尽，脸色开端泛红，情绪也有些激动起来，“田先生，我明确，您是有些担心，怕执政党的政策和法律流于情势。您有两点疑问：第一是我们的法律是否公平；二是法律对权利的限制问题。您是担心我们党能否做到这两条？”

“不是担心，而是已见兆头，任何一个政党，哪怕它的理论再先进，也难免有毛病，要连这点最少的道理都不懂，也就无所谓先进的政党了。我要说的是权利的限制问题，实在，贵党的国家体制也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至少是参考了三权分立的原则，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们的*****相当于国会，行使立法权。我们的国家**相当于总统，行使行政权。我们的法院也同样是行使司法权。这种模式固然建立起来了，但……恕我直言，这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无法做到互相制约，还是贵党一家说了算，缺乏最基础的监督，大众缺乏干涉能力。这样就涌现了一个问题，假如贵党的国策涌现偏差和失误，而大众又无监督与干涉能力，那么只好等贵党自身往纠正和调剂，这需要一段时间，这段时间也许很漫长，全部民族会付不起这种代价的。此外，贵党的阶级奋斗理论作为国策也值得切磋。我认为，政府的职责是治理国家，协调各阶级、各阶层由于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衡所产生的抵触，尽量往减小这种差别，使抵触趋于缓和。而不该激化这种抵触，使某一阶级或阶层成为贵族，而某一阶级或阶层沦为奴隶。治理国家需要法治，颠覆国家的行动应当受到法律的公平审判，而不是个人意志的为所欲为……”

赵刚激动地打断他的话：“难道我们的国民代表大会、****会议、各****的监督，还有司法机关、监察机关都是流于情势？我们就真的解决不了？这样说是否也有失公平？”

田墨轩缓和了口吻：“赵刚啊，远的不谈，胡风一案总是刚刚过往吧？我们的司法程序恐怕还抵不上一个御批。在我眼里，这位胡先生本是个大左派，怎么一下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似乎很难解释得通。”

赵刚也安静下来：“田先生，我不懂得这案子的具体情况，但这是毛**亲身过问的案子，不会有什么大出进。您刚才也谈到了对毛**的那种崇拜……”

“是的，我认为他是个伟人，正由于崇拜才担心。作为执政党的领袖，他的担子太重了，政策一旦涌现失误，就会带来宏大的灾难，即使这些灾难由小部分人来承担，就算是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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