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碱，但高粱也不是我大明主要农作物，你可知这是为何？”

（明末番薯种植时间短，较为野化，产量没比高粱高多少。）

李思勉倒没想到这点，老实说不知。

徐光启叹了口气：“若要百姓种番薯、高粱，那朝廷须先保证番薯高粱卖得出价格。”

时下赋税政策是“一条鞭法”，一条鞭要求农民交银子，而非粮食。

因此现实往往是这样：农民种细粮，如稻米、小麦，收获后卖掉，换了钱交税，剩下的钱换杂粮混合糠菜给家人吃，混个饿不死。

就算种了高粱、番薯，卖不上钱，交不了税，也是白搭。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的积极意义被破坏殆尽，只剩下消极意义越发扰民。到天启年，民间已经不大遵守一条鞭了，而是回归到用粮交税。

但就算用粮食交税，地方税务官也只要细粮，不要无法折银的番薯、高粱。

哪怕税务官妥协，肯收番薯、高粱，那收的量绝对要大，要远超赋税才行……既然如此，农民又何必种番薯、高粱自找苦吃呢？

另外，明面上粮价是由朝廷制定，但实际上却是由各大粮商财阀操控的。

就像物价总局里有粮商的人，而粮商只要细粮，那番薯这种水分足，不耐久贮的粮食能卖得出钱就怪了。

粮商为什么只要稻米，因为稻米能储存数年，能保值，随时可以拿出来操作捞钱，尤其在明末这种气候恶劣，饥馑频发的时候……

另外，明朝知识传播的速度是非常慢的，想要快速传播番薯，最有效的法子是皇上下令，第二就是由读书人群体进行宣传。

但士绅群体的本质是地主剥削阶级。

“种番薯”的建议，已经动摇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民用一小块地就能吃饱，谁还需要租借地主的地？地主又怎么抽头农民的钱？

再者，不论阉党还是东林党，都不想要卖不出钱的番薯。

李思勉父亲李效实，侯芊芊父亲侯太常，甚至徐光启自己，都不希望自家庄子大量种植番薯……

所以这些新式作物，从引入中国起，就没有得到官方的推广。

哪怕是清朝，也是到乾隆年间，因人口激增，人均土地减少，朝廷才积极推广番薯、马铃薯、玉米这“源自南美洲的三大作物”，实际上，这三大作物在明朝就已经出现了。

唉，大明末年，各个领域都仿佛泥潭，若身在其中，就寸步难行。

谁有勇气毅力将其改革，拨乱反正？没有人……没有人啊！

所以才有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来推翻这一切，重新洗牌，重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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