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怀帝司马炽，玉玺又归前赵。过了十九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玉玺，更加别出心裁，竟在玉玺右侧加刻“天命石氏”。又过了二十年，再传冉魏。后冉魏求乞东晋军救援，传国玉玺被晋将领骗走，并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首都建康（今南京），由此，传国玉玺又重归晋朝司马氏囊中。

至南朝，传国玉玺经历宋、齐、梁、陈四代更迭，至隋朝统一华夏，传国玉玺收入隋朝皇宫。大业十四年（618）3月，隋炀帝杨广被杀于江都（今扬州），隋朝灭亡。萧后携隋炀帝之孙杨政道及传国玉玺遁入漠北突厥。

唐初，太宗李世民因无传国玉玺，乃自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贞观四年（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同年，萧后与隋炀帝之孙杨政道背突厥而返归中原，传国玉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佑四年（907），朱全忠废唐哀帝，夺传国玉玺，建后梁。十六年后，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玉玺转归后唐。后唐清泰三年，后唐末帝李从珂举族与皇太后曹氏自燔于玄武楼，传国玉玺自此失踪。

后晋天福三年七月辛酉，制皇帝受命宝，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为文。后周广顺三年二月，内制国宝两座，诏中书令冯道书宝文，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为文，其一以“皇帝神宝为文。”至周广顺中，始造二宝，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宝”，一曰“皇帝神宝”。太祖受禅，传此二宝，又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宋仁宗庆历八年冬十一月乙亥，作“皇帝钦崇国祀之宝”

宋哲宗时，有农夫名段义者于耕田时发现传国玉玺，送至朝廷。经十三位大学士依据前朝记载多方考证，认定乃是始皇帝所制传国玉玺。而朝野有识之士多疑其伪。至北宋末年，宋徽宗好风雅，增刻印玺十方，时人讥为画蛇添足。其实宋徽宗似有淡化传国玉玺地位之深意在其中。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破汴梁，徽钦二帝被掠，“传国玉玺”被金国掠走，此后便销声匿迹了。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世祖忽必烈崩。“传国玉玺”忽现于大都，叫卖于市，为权相伯颜命人购得。后伯颜曾将收缴各国之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玉玺亦恐在其中而遭不测。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号大明，改元洪武。继而北伐，元朝廷弃中原而走漠北，继续驰骋于万里北疆。明初，太祖遣徐达入漠北，穷追猛打远遁之残元势力，其主要目的便是索取传国玉玺，最终还是无功而返。明清两代，时有“传国玉玺”现身之鼓噪，然皆附会、仿造之赝品。如明孝宗时，曾有人进献所谓“传国玉玺”，明孝宗认定为赝品而未认可。

皇太极灭了蒙古林丹汗，其后裔献出所谓元朝“传国玺”，上面刻有“皇帝之玺”。至清初时，紫禁城藏御玺三十有九，其中一方就是皇太极之“传国玉玺”。而乾隆时，清高宗颇好考据，钦定其为赝品。但权且以假当真，聊以充数，亦无深究者。后来清末，此玉玺存放于沈阳故宫，后不知所踪。后来，开修黄河获一玉玺，进献乾隆帝，乾隆考证为赝品。

民国成立，清廷退位，但依优待条件，仍盘踞紫禁城称孤道寡。直至民国十三年（1924）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此“传国玉玺”复不见踪影。时冯玉祥的将领鹿钟麟等人追索此镶金玉玺，至今仍无下文。

就此，玉玺失踪于世，皇朝至此完结，中国进入了新的世纪。历经两千余年风风雨雨，不所迷离的“传国玉玺”时隐时现，最终还是湮没于历史的漫漫长河之中，令人叹息痛心。

但此处存疑。

关于传国玉玺存有疑义，见《汉书·元后传》：初，汉高祖入咸阳至灞上，秦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藉，即天子位，因御服其玺，世世传受，号曰汉传国玺，以孺子未立，玺藏长乐宫。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不肯授莽。莽使安阳侯舜谕指。舜素谨敕，太后雅爱信之。舜既见，太后知其为莽求玺，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之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天下岂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传之万世，何用此亡国不详玺为，而欲求之？！我汉家老寡妇，旦暮且死，欲与此玺俱葬，终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侧长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邪！”

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以地授舜，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灭也！”舜既得传国玺，奏之，莽大悦，乃为太后置酒未央宫渐台，大纵众乐。

文中并未提及崩了一角，后世《资治通鉴》等史书中，也未见有崩角镶金的记载，疑为后世演义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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