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我”……
“请大家不要着急，我们先统计人数，然后给大家编组，十人一组，以组为单位去乘警室反映情况。”
“乘警同志，抓到那些票贩子，给不给我们退钱？”
乘警被问住了，下意识回过头。
想打击那些票贩子，需要这些受害的旅客作证。
李卫国连忙接过喇叭，抑扬顿挫地说：“大家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现在主要是调查取证。我可以向大家保证，我们会尽全力挽回大家的经济损失。”
“听见没有，时间很紧，请大家配合下，我们先统计、先登记！”
乘警交代了几句，拿起一块木板做的文件夹，开始统计起来。
韩渝也分到一块木板，拿起笔跟李卫国、老刘一起分头统计起来。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王有余。”
“有没有的有，年年有余的余？”
“是，就是这个有余。”
“好，下一位。”
“小同志，我叫李雨生，下雨的雨，生活的生。”
“好的。”
韩渝飞快地记下名字，抬头问：“奶奶，你叫什么名字？”
老太太搂着花布包，用沙地话紧张地说：“我叫刘素娥，我不识字，不知道是哪个素哪个娥。”
韩渝问：“有没有带身份证明。”
“带了。”
“麻烦你拿出来让我看看。”
……
这是打击票贩子的行动，群众热情很高。
几个看着像知识分子的人和两个解放军战士，主动请缨帮着统计。
不到二十分钟，由于在售票窗口买不到票只能跟黄牛买黑市票的旅客人数统计出来了，竟多达三百一十二人！
乘警意识到靠他们三个人很难在八小时内完成取证任务，得知已经掌握的票贩子中有六个女的，干脆把六个女嫌疑人的照片要了过去，去餐厅帮着询问取证。
韩渝什么都不懂，帮不上大忙，只能在乘警的舱室门口，帮着维持秩序。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三十几岁的瓦工，是去东海搞建筑的。
李卫国看完他的证件，一边问他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情况，一边飞快地记录。
问清楚瓦工的基本情况，进入正题。
“你是什么时候买的黑市票？”
“今天早上。”
“早上几点？”
“六点二十左右。”
“在哪儿跟谁买的？”
“在汽车站前面跟一个黄牛买的。”
“汽车站前面大着呢，说具体点。”
“就是停了一排‘兔子头’（一种以柴油机为动力的机动三轮）的地方。”
李卫国追问道：“记不记得黄牛长什么样，大概多大年纪？”
瓦工不假思索地说：“早上的事，我怎么可能忘。他个子不高，长脸，抽烟，一口大黄牙。早上凉，他穿了一件藏青外套，说的是沙地话。”
李卫国记录下重点，抬头问：“再见着他能不能认出来。”
“能！”
“好，你看看相册，他在不在这些人里面。”
几个小时前的事，瓦工记得清清楚楚。
翻开相册看了看，很快就指认出一个票贩子，并保证绝不会认错，说化成灰都认得。
李卫国问清楚他跟嫌疑人购买黑市票的经过，让他在笔录上签字摁手印。
让瓦工先回去，整理好笔录，请第二个旅客进来……
事实证明，之前的侦查工作很重要。
要不是事先掌握那些黄牛的情况，悄悄拍下了那些黄牛的照片，旅客们就算记得黄牛的样子也没用。
毕竟光靠描述很难认定是谁，并且他们又不太可能去帮着指认作证。
韩渝在门边看了一个多小时，见李卫国不断揉手腕，走过去俯身道：“李指，要不你问，我帮着你记。”
年纪不饶人，这才做了十来份笔录就吃不消了，而且有点晕船。
李卫国确实需要人帮忙，可现在做的笔录将来都要作为证据。他权衡了一番，拿起一叠刚才做好的笔录：
“小韩，做笔录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不能当事人说什么就记什么，要抓住重点！”
“哦。”
“你先看看我是怎么记录的，认真看，仔细看，看完在边上先学着记。”
“好的。”
“这些都是证据，别弄乱了。”
“我知道。”
李卫国继续询问，继续让旅客指认照片，继续做记录。
韩渝看完几份笔录，心里大概有了底，在边上试着记录了两份。
作为一个老预审，李卫国虽然办案经验丰富，但已经很久没这么高强度工作，手腕酸的几乎握不住笔。干脆让外面的旅客稍等，拿起韩渝做的笔录看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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