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力，反为流寇驱民也，夫举已成之局而置之，后乃与流寇争非长策矣，曩者弃遵化，屠永平，两经深入而返披地官民，必以我为无大志，纵来归附，未必抚恤，因怀搞贰，盖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抚者，是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

“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于我军，因以为质，又拔其德举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献纳，以资辅翼，王于众论中，择善酌行，则闻见可广，而政事有时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趋燕京，或相机攻取，要当于入边之后，山海长城以西，择一坚城，屯兵而守，以为门户，我师往来，斯为甚便，唯摄政诸王察之。”

总结一下范文程的启文，主要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明朝病入膏肓，机不可失，必须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

第二，满清的主要对手，已非明朝政府，而是农民军。

第三，改变以往克城不守的袭掠作风。严肃纪律，秋毫无犯，宣示满清入主中原的决心，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大河以北，传檄而定。

四月初九，摄政王朵儿红统领诸王大臣以及大军十余万，南下攻明。

四月十三日，大军在辽河地方驻营。此时清军方知崇祯自缢，李自成进了京城。满清曾三次光临北京城下，都不能将北京城奈何。朵儿红开始犹豫，是否还要继续南下。朵儿红咨询农民军问题专家洪承畴，洪承畴表示农民军不堪一击，打！坚决入关！

从四月初四到四月十三，满清着急慌忙地去迎接胜利，认定河北和北京唾手可得，从来没有把老对手大明朝放在考虑范围内，反而对农民军有所顾忌。

这说明什么？

合逻辑的推断，只能是大明朝已经完了。

——瘟疫已经击垮了北京，李自成和朵儿红纷纷摆出王者之师的风范去摘桃子。

那么，清史为什么不如实记录北京的瘟疫呢？

——答案还是因为范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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