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了大量的伤兵是其二。

这么大的功劳，虽不足以名列此次功劳簿前三，但前十总是有的，能够得到柴绍的邀请，根本不足为奇。

……

……

战争结束，高兴的不止有得胜的将士，还有百姓。

二月份，本是农耕的大好时节，但因为这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导致农民们不能外出，去耕种自己的田地。

幸运的是，这场战争的持续时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久，直到战争结束，也才三月份而已。

虽然稍稍晚了些，但还不至于完全错过农时，只要卖力一些，多花些力气，倒也勉强可以种出，足够果腹的粮食。

一场春雨过后，百姓们各个铆足了劲，开始下田耕耘土地。

孩童们终于被允许踏出家门，虽然还顺带或放牛、或捉草的任务，但他们的脸上，依旧洋溢出了灿烂笑容。

“多么勤劳、淳朴的百姓！”

赴宴途中的许泽轩，看到这一幕，不由长叹一声。

一场战争，差点就坏了百姓们的生计，可他们并没有怨天尤人，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拿起家中的锄头，前往田间劳作。

关中百姓，也和这里的百姓，同样勤劳、善良，像这样的百姓，理应少受一些罪才是。

“贞观二年，不仅干旱，还发生了一场蝗灾，也不知道我离开前，做的那些布置，能不能起作用？”想到这里，许泽轩忍不住又叹了口气。

在古代，最让农民害怕的，莫过于蝗灾。

以宋元为例，共有历史记载的蝗灾384次，年均约0.94次，差不多年年有蝗灾，为隋唐五代的3.5倍，远高于以前各个时期。

而在明清蝗灾共284次，其中明74次，清朝209次，年均0.52次，不到两年爆发一次。

也就是如果穿越到古代，最起码从宋代开始，就要面临一年一次，两年一次的蝗灾。

蝗灾十分可怕，然而对于这种虫害，古人第一个想到的，往往不是如何消灭它，而是求神拜佛，将之归类到一些神神怪怪的东西上去。

例如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在其《新乐府》之“捕蝗“中，一方面对蝗灾及捕蝗有客观生动的描述，但最终仍陷于天人感应的困惑中：“捕蝗捕蝗竟何利？徒使饥人重劳费。一虫治死百虫来，岂将人力竞天灾。“

他还是认为“吾闻古之良吏有善政，以政驱蝗蝗出境。又闻贞观之初道欲昌，文皇仰天吞一蝗，一人有庆万民赖，是岁虽蝗不为伤。“

他相信唐太宗吞蝗后，蝗灾就消灭了。

当然，白居易的观点，并不能代表所有人，也有部分官员不相信天人感应，主张蝗来即要捕蝗灭蝗，不能使其猖獗。

如唐玄宗开元四年山东大蝗，官民只知道祭拜，坐视蝗虫食苗，不敢捕杀。玄宗则自责修德不够，致遭天谴。他询问臣下们的意见，宰相姚崇力主利用蝗虫的趋光习性，于“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

他派遣御史，分道杀蝗。

汴州刺史倪若水却说：“蝗是天灾，自宜修德……“拒绝御史执行任务，姚崇大怒，牒报若水，如若听任蝗虫食苗，导致百姓饥饿，要对后果负责。若水这才被动投入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

唐朝，有人相信天人感应一说，有人则支持灭蝗。

许泽轩作为后世人，自然更倾向于后者。

然而灭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某些媒体的报道，前几年俄罗斯发生蝗灾时，都要向中国求助。

21世纪的大国，尚且无法有效的消灭大规模的蝗虫。

许泽轩只是一个普通人，能做的更是有限。

他没有能力生产农药，更无法推广农药，无法像后世那样，通过直升飞机喷洒农药。

所能做的，只是提前把蝗灾的事上奏朝廷，并把明朝名臣徐光启在《除蝗疏》中归纳历代的除蝗方法，通过奏折的方式，奏于李二陛下。

徐光启提到的方法共有两种，治标和治本。

治标包括北宋淳熙年间敕令，命官民及时上报蝗虫情报，违者受杖责处分；对因穿掘、扑打捕蝗损伤苗稼的，给予免税和赔偿；实行以蝗易粟，鼓励民众捕捉蝗虫；提倡食蝗等。

治本方面包括：在低洼积水和有水草生长的地方，发动农民割草，晒干后既可作燃料，又清除了蝗虫产卵的场所；

春夏间发动捕捉蝗卵，捕卵一石，可减少蝗虫百石；干卵一石，等于减蝗千石。

对捕卵后残存的初生蝻子，预掘长沟，每隔一定距离掘沟一条，发动农民敲锣，驱赶，蝗蝻受惊，跳入沟内，即以泥土填入掩埋。对漏网的成虫飞蝗，用绳兜兜取，布袋盛贮，拿去换粟。

最后，在蝗灾过后，还要检查冬月有蝗虫产卵处。再得除子，冬闲除子一石，可敌治虫千石。

又鉴于蝗虫不食芋、桑、菱芡、豌豆、绿豆、大麻、芝麻等，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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