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大战，长安驻军被调到辽东抵抗左部。战后，为了防备左部再次入侵，同时也是为了加强对偏远的辽东地区的控制，那支五万余人的精锐大军被放在辽东。我们周氏最后一支强兵外调，邓氏残余军队被调到长安北面后，长安周边就没有大军驻守了，长安城的三万禁军守城有余，但是也就仅限于守城了，在边军不能轻易调动的情况下，一旦大周有风尘之警，朝廷连一支可以依仗的作战力量都没有，这是非常危险的。有时候朕回头想想，在辽东战后到平北之战中间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大周竟然没有发生什么叛乱，也真是罕见，如果那个时候国内发生内乱，朝廷将会非常的麻烦！”
“朕从辽东回来后就像朝廷递了奏疏，希望能够再建立一支新军，来应付一些突发情况，但是这个事情被拿到朝堂上讨论后就立刻变成了另一番模样。首先是我们周氏、长孙氏、邓氏三家之间难以协调，毕竟建国时三家虽然未形成书面约定，但实际上各自的实力大小，大家都是心里有数的，尤其是对于长孙氏而言，新建一支新军显然是对控制北方的我们周氏和邓氏有利，对于实力在南方的长孙氏而言，则有可能打破力量平衡，所以长孙氏反对。邓氏赞成，主要是邓家常年驻防边塞，了解边塞的情形，但是邓家对于新军建立后由哪一家掌控的问题颇为关心，为了保证力量平衡，邓氏希望如果建新军，新军尽量不能由一家掌控。至于我们周氏自然是希望由周氏来掌握这一支军队的，毕竟我们的主要力量都被放在边关了，邓家已经获得了对于边军足够的节制权，也就是说长久下去，辽东的五万守军会慢慢地烙上邓氏的印记，那么对于我们周氏而言，重建一支属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是一个十分合理的要求。”
“但是在那个时候嘛，大家一听要建新军都十分兴奋，都希望在这里面分一杯羹，除了我们掌军的三大家族外，别的一些文官家族也希望拥有统兵的权力，于是朝堂上吵吵嚷嚷怎么也拿不出一个方案来，这就尴尬了。后来那几年又刚好水旱灾害轮着来，今年这地儿，明年那地儿，没个消停，百姓过的也都很苦，收成不好，所以这事就被大家扔一边了。你们皇祖父有好多次要提，但是一想到这个事简直就是个烂泥坑，外加上那几年情况确实不好，也就算了。这一拖就拖了整整六年，在这六年里，为了解决京师周边无大军驻守的问题，大家就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每年征发一些农人来执役，轮着来，维持大约十万人的样子，当然也就是个样子罢了。”
“再后来就是平北之战了，那一战，事起仓促，大家都没有想到我们的防线会被突破，仓促之间连打都不知如何打，因为大家都知道让驻守在长安周边的那些农人去正面扛上胡人的骑兵是在开玩笑，于是一下子都慌了手脚。仓促之间，想出的第一个注意就是迁都。大周建国到这时不过三十年，根基还不是很稳，迁都就是在找死，但是打又实在没底，能打的部队一时半会又赶不过来，于是最终形成了折中方案，天子东巡暂避风头，但是京师也是要守的，边境也是要增援的，当时太祖尚存诸子中朕最长，于是就授朕平北将军之职率军北上阻拦胡虏南下，任用邓晨为长安留守，镇守关中。”
“说起来，胡虏能够突破边关防线也颇为偶然。当时驻守长安北面防线的镇将是李定，自从昭武九年太傅北征之后，我朝对于北面的胡族就处于防御态势，平日里小打小闹颇多，虽说双方几乎可以说是世仇，胡人每年都要来边境上打秋风，但是毕竟底下的百姓都是要生存的，在每年胡人打秋风的时间之外，百姓也会在边境上开个黑市进行交易，拿中原的茶盐布帛换些兽皮牛马之类的，也有些年份胡人会偶尔不打秋风，发展到后来胡人也只是在一些年份固定的十来日到边境逛逛，抢掠的东西也不多，也不杀人，于是大家的心也都有些松懈。就我们大周而言，建国初年百废待兴，尤其是底层百姓生存颇为贫苦，官府也就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理睬，但是黑市往往是没有规则的，有了利益，人就会变得疯狂，什么都***如兵器。朝廷密探在边关黑市查到有铁器流通后，太祖皇帝大怒，命令李定严查，并且对黑市进行了整顿，为此朝堂上颇有几家受到处分，在这之后李定的边军加强了对边境的控制，对于黑市，李定也并没有取缔，只是派出军队进行了管理整顿，但也没有压制，就这样直到胡人的上一任可汗伊都继位。伊都继位是在昭武二十八年，继位之后位置不稳，大抵是为了稳定自己的地位，继位当年对我朝边境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抄掠，李定自然大怒，但是对于这种小股骑兵的抄掠又无法派出大军进行搜剿，于是只得派出小股军队驻守一些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作为一种防御手段。为了保证安全，他往往是以校为单位派出，三万大军，他整整派出了一半，剩下的一万五千军士他没有再派出，随即向朝廷上奏，准备对边关的周人聚居处进行整顿，对于黑市也进行整顿，甚至要求撤销黑市，由官府主导对胡人的贸易。在上奏中解释自己的提议时说他的理由主要在于，边关的私下发展已经有些无序，一旦胡人来抄掠，麻烦就会很大，如果不救，边民会损失极大，身为镇将就是失职；如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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